编者按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中欧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，保持稳定发展势头，有力支持了彼此发展进步。双边不断深化交流合作，增进沟通互信。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，这是马克龙第四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此外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，以及瑞士、克罗地亚、法国、斯洛伐克等国政要今年也相继访华。欧洲大国领导人密集来访，体现了中欧关系合作大于竞争的本质。关于中欧关系的现实与未来，文汇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、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。
文汇报：中欧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，合作大于竞争，共识多于分歧。近年来，中欧高层始终将增进互信、管控分歧放在重要位置，在多层级进行战略性和建设性对话，体现了中欧双方对于深化合作关系的重视。在您看来，中欧的合作动力有多强？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崔洪建：我认为中欧之间存在“内生动力”“独特价值”和“共同方向”这三重合作基础。
第一是内生动力。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。中欧双边贸易规模巨大，市场互补性强，产业链深度融合。官方数据统计，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（占21.3%）和第三大出口市场（占8.3%）。截至11月28日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2万列，发送货值超4900亿美元，货物品类拓展至53个门类、5万多种商品。尽管欧洲有提高贸易壁垒的举动，但相比其他市场，欧洲仍是一个法治相对健全、市场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。中欧双方在日用消费品、初级产品、部分产业链整合领域仍有不可替代的合作空间。
人文交流是中欧关系重要基石。今年以来，从各类中国文化展落地，到开展科研项目合作……体现出中欧民间交往的活力与韧性。如今，中国已对32个欧洲国家实施免签政策。
第二是独特价值。体现在政治与文明层面。中欧都是多边主义的支持者，都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，反对武力冲突。在外交实践上，中欧都主张通过规则和机制化途径管理分歧，这使中欧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共同话语。欧洲在文明多样性、全球治理、气候变化等领域仍有其道义站位，这与中方倡导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有共通之处。
第三是共同方向。即双方都不希望现有国际秩序发生颠覆性变化，都希望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、均衡的方向发展。欧洲希望通过改革维持其制度影响力，中国希望通过改革推动公平化和多样性。双方目标不同，但方向趋同。双方在多边框架中，依然有巨大的合作空间。
文汇报：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，欧洲不少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安全与经济韧性问题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中欧关系已经从过去的“合作主导”转向了“竞争主导”，欧洲内部还出现了所谓“去合作”“脱钩”的刺耳杂音。欧洲内部为何会有此类论调和分歧？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？
崔洪建：我认为用“竞争主导”来概括可能过于简单了。更准确的界定是，中欧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“非合作博弈”的新阶段。在过去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“金字塔”结构，塔尖是“合作”，为了最终实现更好的合作，所有的分歧、竞争属于需要管控的塔尖以下部分。中方提出的“合作大于竞争，共识大于分歧”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。
但现在，欧盟的“三重定位”——合作伙伴、经济竞争者、制度性对手——将合作、竞争与对抗放在了三个“平行的篮子”里。它的潜台词是“该合作时合作，该竞争时竞争，该对抗时对抗”。合作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终极目标，而只是一个可选项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，合作也要服务于竞争和制度性对抗的战略目标。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，本应是我们合作的基石，但现在欧方会担心在绿色技术上与中国合作，会增强我们的产业竞争力，从而反过来损害他们的安全。
欧洲重视经济安全，对此可以理解，但刻意炒作放大所谓对华依赖问题，把正常、互利的经贸合作也当作所谓“降依赖”“去风险”的对象，这种做法是非理性的。这背后反映的，是欧洲的结构性焦虑。它担心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被削弱。所以欧洲正处在一个自我重构的关键时期。马克龙“战略自主”的提出，原本意在摆脱对美国的依附，实现政策独立，但现实中却演变为制度性防御，甚至开始主动寻找双边关系中的边界。
总而言之，欧洲过去作出政策决定的出发点是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，如今更多地是追求风险最小化。这种转向带来三重后果：一是经贸合作被安全化、政治化；二是产业政策转向防御性再平衡；三是对华认知从合作伙伴转向潜在制度竞争者。
这种错误对华认知只会加剧误解、侵蚀互信，不符合中欧双方的根本利益。双方要认识到彼此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合作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。中欧关系不是中美关系的附属品，也不是简单的“合作—竞争”二元对立，而是一种具有独特性和创造性的双边关系。只有通过务实、灵活、包容的方式，才能找到合作的可能，实现共同发展。
文汇报：有学者评论称，当下中国与欧盟肩负着“历史性的责任”，应携手维护以合作、相互尊重与协商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展望未来，中国应该如何去塑造一个更稳定、更富建设性的中欧关系？
崔洪建：竞争和合作不是二选一的关系，我们要把它们当作可以同时存在的互动方式。中国要在其中寻找主动空间：既不放弃合作，也不惧怕竞争。其一，要区分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。如果良性竞争能推动双方产业升级、形成新合作空间，就应积极引导；而如果恶性竞争演变为政治化、工具化，就需要防范。
其二，要深化各层级的战略对话。50年来，双方已建立了70多个磋商和对话机制，双边关系政治内涵日益丰富。同时，中欧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，双方要多做加法，以更深入、更广泛合作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。在更广泛的层面，双方可以深化各层级战略对话，明确合理竞争的边界在哪里，哪些领域可以合作，又有哪些是不可触碰的底线。
看待中欧关系，应强调清醒和务实。中欧关系依然拥有其不可替代的“内生动力”“独特价值”和“共同方向”。经过数十年合作，双方的市场、规则、商业文化都已深度互嵌，这种合作的惯性和成本优势是其他新兴市场无法比拟的。在文明对话层面，中国与欧洲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，其交流与互鉴对于避免“文明冲突”、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标杆意义。在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，双方尽管路径不同，但都支持全球化和多极化。这为我们管控分歧提供了最基本的共同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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